溥仪月薪高达180元，毛主席担心他不够花，托人送两千：他是皇帝嘛

1964年2月13日，北京中南海颐年堂，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谈起溥仪的生活。此时的末代皇帝，已经不是紫禁城里的君主，而是全国政协的一名文史专员，每月工资一百八十多元。毛泽东听后说，生活费恐怕不太宽裕，随后托章士钊送去两千元。 这件小事，放在溥仪一生里看，分量并不轻。因为在此前十年，他刚刚完成了从“皇帝”到普通劳动者的艰难转变。 1950年8月1日，溥仪从苏联被押送回国。同行者包括溥杰、荣源、润祺、黄子正等人，一行十一人抵达中国后，被送往抚顺战犯管理所。这个地点颇有历史意味：努尔哈赤曾在抚顺附近建立后金，而清朝最后一位皇帝，也在这里被迫放下旧日身份。 刚到管理所时，溥仪仍保留着浓厚的宫廷习惯。他戴黑礼帽，穿黑西服，手提文明杖，身后跟着随从。进入监室后，随行人员还按旧规矩向他跪拜，仿佛一个缩小的“朝廷”仍在运转。 管理所没有迎合这种架子。1950年8月5日，工作人员把编号为“981”的囚服交给溥仪，并向他说明新的生活制度。溥仪一度不愿穿，认为这身衣服像寿衣。可编号一旦写在名册上，昔日的称谓便失去了作用。 真正让他难堪的，并不是囚服，而是日常生活。理发、洗澡、叠被、洗衣服，这些普通人从小就会做的事情，溥仪却几乎一窍不通。他曾要求自己第一个理发、第一个进浴池，不愿与其他人共用池子。工作人员随后将他调离亲属，安排他与伪满官员同住。 没有人再替他系鞋带，也没有人替他整理被褥。早操集合时，别人已经收拾妥当，他还在屋里忙乱；轮到值日倒马桶，他更觉得有损“皇帝尊严”。有意思的是，正是这些琐碎劳动，使他第一次清楚认识到，身份不能代替能力，旧日礼制也不能解决现实生活。 溥仪后来承认，自己在宫中高高在上生活了四十年，突然跌到普通人的位置，难免感到委屈、自卑和愤怒。但事实一再提醒他，过去那套衡量人的尺度已经失效。管理所对他的改造，并不只是处罚，更包括劳动、学习和生活训练。 1955年3月，贺龙视察抚顺战犯管理所时，曾鼓励溥仪好好改造，将来能够亲眼看看社会主义建设。溥仪当时并不相信自己会被释放。他认为，别人或许有机会，自己这个伪满洲国皇帝恐怕没有希望。 变化来自实际行动。溥仪参加学习和劳动，逐步能够料理个人生活，还凭借早年接触中医的经历，协助医务人员做护理、抓药等工作。1956年，他被安排到沈阳最高人民军事法庭作证，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罪行。这些经历让他开始从“被审判者”转变为历史见证者。 1959年9月，毛泽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特赦建议，主张释放那些经过教育改造、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。12月4日，抚顺战犯管理所举行特赦大会。当宣读到“爱新觉罗·溥仪”时，他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，直到工作人员再次叫他，才缓缓走上主席台接过特赦书。 这一天，溥仪五十四岁，已经在管理所生活了十年。特赦并不意味着抹去过去，而是承认他经过改造后已经发生变化。回到北京后，周恩来安排他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工作，起初负责售票，后来做园丁。月薪六十元，工作普通，却是他第一次真正靠劳动获得社会身份。 1961年3月，溥仪离开植物园，进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，负责清末、北洋及伪满时期资料的整理和审核。他更喜欢这份工作，因为文字使他有机会面对自己的经历，也能为研究那段历史留下材料。 同年，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溥仪。溥仪情绪激动，几次说到自己的罪过便哽咽。毛泽东没有让他继续自责，而是劝他慢慢工作、慢慢学习，先把身体保重好。毛泽东还解释，皇帝是封建制度的产物，周围人的吹捧会让人误以为自己真能“唯我独尊”。 1962年春节前夕，毛泽东又以私人身份宴请溥仪。两人同席吃饭，对溥仪而言极为难忘。到了1964年春节，毛泽东得知溥仪每月只有一百八十多元工资，便对章士钊说：“不要使他‘长铗归来兮，食无鱼’，人家是皇帝嘛。” 章士钊随后把毛泽东个人稿费中的两千元送到溥仪家中。溥仪起初不肯收，说自己的书刚出版，稿酬很快就会到账，生活尚能维持。章士钊劝他这是毛泽东的一片心意，溥仪才收下这笔钱。不久后，他的月薪调整为二百元。 unerquicklich 特别